闽商能拼会赢、乐善好施的精神，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闽剧艺术家们根据他们的创业故事，编成闽剧剧本后搬上舞台，塑造出许多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直接选取商场上的真人真事进行艺术加工，塑造出既像生活原型人物又不太相像的艺术形象。二是抓住传说故事进行大胆的艺术虚构，使之成为情节集中、故事连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一台好戏，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比传说中的人与事更生动更丰满，有的甚至超越原故事而跃上审美价值的层面。

　　细细分析起来，闽剧舞台上的闽啇艺术形象，大约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

　　 爱国爱乡型人物。

    最为典型的，当首推冒着生命危险引进番薯、拯救八闽饥荒的陈振龙。陈振龙（1543-1619年），系长乐青桥村人，出生于书香门第，20岁中秀才，后迁居福州台江达道铺，弃儒经商前往吕宋岛（今菲律宾）做生意。他看到当地人种植朱薯可当粮食，想起福建沿海旱涝无常、灾荒不断，就打算将薯种带回国内栽种，以解决饥荒问题。他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严禁国宝薯种出境的禁令，在向当地土人请教种植之法后，冒险用高价向薯农购买薯藤，巧妙地将部分薯藤编入藤篮，另一部分装在竹筒中密封，用绳子系于船舷浮在海中，避过口岸检查，出海航行七天，到达福州后，便在达道铺陈厝沙帽池边试种并获成功，又在福建巡抚金学曾支持下加以推广，解决了全省粮食不足和年年饥荒问题。着名旅美剧作家洪可人依据史料记载，加上适当虚构编成闽剧传奇故事剧《金薯传奇》，核心人物就是陈振龙，其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比起史料记载要生动有趣得多。长乐市闽剧团将它搬上舞台后，经表演艺术家的演绎、塑造，陈振龙这个人物非常生动、形象，其爱国爱乡精神得到了极大宣扬。据统计，该剧在城乡演出几百场，至今仍然久演不衰，观众人数达15万多，参加福州市戏剧会演，还获得剧目大奖和多个单项奖。

　　 能拼会赢型人物。

    这一类型人物除了有强烈的爱国爱乡品质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冒风险、敢为人先的打拼与自强的个性，其身上充满了开拓进取、冒险拼博的海洋精神，黄乃裳就是属于这一类型人物的典型代表。黄乃裳（1849-1924），字绂丞，又名玖美、慕华，闽清县六都胡峰村人。他从小接受西方教会洗礼，学到了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了思维敏捷、快人快语的性格。1897年末，受人推荐进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他遍访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还六次晋谒李鸿章，八次上书光绪皇帝倡言变法维新。在广泛接触社会现实中，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民间疾苦和父老乡亲的生存危机，常常喟叹道：“闽地苦痛，丰年亦不足食。乡曲贫民，终岁啖红薯十室而九。”为了改变这一惨况，黄乃裳决计下南洋，“觅一地旷人稀之处”，“为桑梓穷困同胞辟一生活路径”。1899年9月，年逾半百的黄乃裳率领几个亲人来到马来西亚沙捞越洲中部拉让江流域，找到了可以耕种的垦地，并“察其草木，尝其水土”，与砂王布津克二世订立了开发诗巫的十七条合约，借了钱款三次回家乡召集闽清、古田和福州属邑千余人租船远征南洋万里投荒，与同乡垦民住进“亚答厝”（草房）同吃同住同睡，一起伐木垦地除草种稻。经过三个春秋艰苦垦荒，昔日“荆天棘地的沼泽地”，萧条荒凉的垦区，变成了稻菽飘香、田亩兴盛的诗巫“新福州”。多年前，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学者型的国家一级编剧林瑞武，根据黄乃裳带领福州十邑乡亲到马来西亚拉让江垦荒成“新福州”的事迹，创作了一台歌颂黄乃裳拓荒创业精神的闽剧《黄乃裳》，由福州闽剧院演出。为了更好地塑造黄乃裳这个艺术形象，《黄》剧设计了一个对立面，即沙捞越国王二世查理士·布鲁克及其夫人玛格丽艾尼与近侍约瑟夫，用以专门给“新福州垦场公司”港主黄乃裳制造麻烦。黄乃裳终因抵制设赌场、卖鸦片等事而得罪了沙捞越国王，被迫离开垦场回国。同时，戏中还安排了两条副线：一是黄乃裳的好友、垦场合伙人李羌背叛黄乃裳而卷款逃走，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二是垦农（主要是同乡亲友）受人挑拔离间而反对黄乃裳，加上黄乃裳因长期劳累患上严重胃病，养女林溪妹又染病不治死亡……剧作家设置多重灾难，并将主人公推上风口浪尖进行摔打、拷问，目的就是要充分展示黄乃裳不屈不挠的坚强性格，张扬其困难面前决不退缩的大无畏精神。据反映，《黄》剧在城乡上演，深受福州戏迷欢迎，并应邀到马来西亚诗巫等地演出，演到哪里红到哪里。黄家后裔们看后，都为黄乃裳创业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甚至把剧中虚构的溪妹等人物当作真人真事崇拜，执意为之立碑纪念。某日，下起大雨该剧照样演出，两千余人撑着雨伞观看，竟无一人离开。演完后，观众围住作者林瑞武要求签名留念。总之，华人后裔和马来西亚人都盛赞黄乃裳开发诗巫“新福州”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勤俭诚信型人物。

    闽商有一个特征相当突出，就是勤劳致富，节俭持家，诚信经营，精打细算。有时勤俭到了过于苛刻的地步，以致喜欢排场摆阔的人认为过于“奸究”（太过吝惜），成为民间讽剌对象。根据民间传说虚构出来的闽剧《贻顺哥烛蒂》，其主人公马贻顺就被塑造成一个十分吝啬的艺术形象，以致最终失去了花大钱讨来的妻子春生嫂而得到一截未烧尽的“烛蒂”，达到了讽刺、挖苦吝啬鬼的强烈戏剧效果。艺术界有专家学者将《贻》剧与法国剧作家莫里衰创作的《悭吝人》相媲美，认为是东方一出最为成功的讽刺喜剧。但实事求是分析，小商人马贻顺并非吝啬，而是克勤克俭、精打细算过了尺寸。比如娶亲放鞭炮用“口技”，如同现在酒店里放录音。做孝男离开坟场时，还要把未烧完的蜡烛带回家作为灯烛用……诸如此类细节，在今天看来是勤俭节约行为，只是有点过分而已，并非有什么可笑之处。值得一提的是，马贻顺在大事上却毫不含糊。凡是他答应要做的，都从不“节俭”，该办的全部办到，绝不反悔。比如答应春生嫂的三桩事，马贻顺虽有嘀咕，但都予以落实，并且做得齐全、周到，说明马贻顺有诚信，很干脆，说到做到。马贻顺这个艺术形象，应属于善打小算盘、有点斤斤计较但在守信承诺等大事上毫不含糊的好人。这一点与《悭吝人》中的阿巴公吝啬到极点的性格恰恰相反，阿巴公才是大奸大恶的大商人。

　　为了给闽剧舞台上的福州商人马贻顺“平反”，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剧作家洪可人、马书辉合作创作了一台闽剧叫《贻顺哥戴高帽》，仍以小商贩为身份，重新塑造一个性格好、渴求乡间邻里表扬的马贻顺艺术形象，演出后大获成功，参加省市会演也获得大奖，说明福州人不认同马贻顺吝啬“奸究”，而更喜欢帮人扶危解困、到处做好事的“贻顺哥”，而这一点恰好是闽商的一大特色。凡是突出这一特点的艺术作品都得到方方面面肯定和赞赏，说明人间自有正气在，乐善好施得赞扬。

　　此外，有塑造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如连台本戏《甘国宝》，主人公甘国宝陷入赌场，连师傅买鞋料的钱都敢偷去赌，后来在师傅王成教育劝导下，“浪子”回头，到台湾驱倭寇立功受赏当上大官，回到福州不计前嫌救出表姐夫郑大商人；有回家“请罪”求得妻儿、乡亲谅解的皮货商人王成龙，闽剧《红裙记》中的二号人物；还有反映诚信经营做生意的新编现代闽剧《红桥》等，都是从不同的艺术角度，来塑造闽商光辉艺术形象、大力宣传福建精神的好剧目。